童之伟教授再次发文阐明了宪法实施灵活性的若干底线{17}，良性违宪本身就是改革实践与宪法当下规范出现冲突的时候的一种认定。

[7] 杨照：《进行中的全球公民权竞赛》，《南方周末》2012年6月22日。对于晚清以来的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这三项权利是至为重要的。

只是，如果权力争夺一旦长期化，国家就会进入紧张状态，而这对基本权利的影响是致命的。君臣父子之道可亡，但此目标不亡，中国知识分子仍以天下苍生为己任，进行国家的自救。并且，为实现此三项权利而采取的行动，不仅决定了近代中国宪法的具体面目，也决定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中所讲的其他各项权利的实现情况。构成宪法之本质的价值究竟为何呢？在芦部看来，那就是个人尊严（个人主义）的原理，宪法中的人权与主权这两个基本原理均由此推演而出。这些权利不仅见诸宪法关于第二章 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条款，也隐现在国家目标、经济制度以及国家义务的规定中，最终统一归拢于2004年宪法修正案人权原则的概括性条款。

公民基本权利的拓展自宪法始。关于言论自由的保障及规制，还需要从现实情况中及时总结出适应时代需求的经验，加以成文化、规范化。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进入专题： 财政宪法 美国财政史 。

1783年12月21日，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曼客栈（Manns Tavern），华盛顿发表了他宣布告别政治舞台的演讲。[57]这种对公心和美德的强调表明汉密尔顿是一位古典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信奉者。或者可以说，债是把北美若干殖民地绑定成一个国家的纽带。[36]它是一场由债务危机导致的没有硝烟的革命。

在美国宪法史上，这种通过牺牲而获得、通过放弃而拥有的事例非常多，包括马歇尔大法官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通过放弃一项司法管辖权而确立司法审查权的例子。这一交易对美国来说当然是百年难遇的大机会：拿破仑以每英亩4分钱的价格出售印第安纳的土地，总价值仅1500万美元。

当汉密尔顿于1795年从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的职位上退下的时候，他为美国留下了现代财政体系所必需的六项制度要素：稳健的公共财政和公债管理、稳定的货币、有效的中央银行、运转良好的银行系统、活跃的证券市场以及数量渐增的金融和非金融公司。[63]其二，保持收支大体平衡，防止借东墙补西墙式滚雪球借债。盖乐庭在1798年一次众议院演讲中指出：在那段时间（即光荣革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种不断扩张的恩主一门客关系和一种体制性的、腐败的影响将议会降格为名义上的代表，一部为政府提供便利来增加自身收入的纯粹机器，一个行政权力借以轻松把手探进入民钱袋的媒介。宪政首先关系到国家权力的确立与稳固，这是宪法的词源学意义建构之所在。

四、结 语 宪法的功能一方面是建构合法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是驯服这种权力，使它接受规则的约束并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是政府官员的私人利益。他们用由此获得的资源来养活军队，后者是统治者用来履行社会所购买的服务的工具，这些服务对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说汉密尔顿的主要贡献在于建构出了有效的财政权，盖乐庭则实现了对这种权力的规训。在1790年的一次传奇性的晚宴上，汉密尔顿同意杰弗逊和麦迪逊把新首都的地址选定在波多马克河畔某处，而麦迪逊则同意确保汉密尔顿的财政方案赢得国会同意。

财政部大楼的南面，正对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广场，矗立着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1755-1804）的雕像。另一方面强化人民代表机构对政府财政权力的事先授权（税收法定）和事后审查与问责。

[41]关于奴隶制与美国财政宪法之间复杂关系的历史演进，请参阅：Robin L. Einhorn, American Taxation, American Slavery,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2008。国会同意了他的建议并且于当年11月通过特殊法案创建了北美银行（Bank of North America）。

[29]Bill White, Americas Fiscal Constitution: Its Triumph and Collapse,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4, p. 20. [30]Calvin H. Johnson, Righteous Anger at the Wicked States: The Meaning of the Founders Constit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p. 1．正如这本书的书名所显示的那样，作者认为1787年制宪的主要动因是建国之父们对坏州的义愤。这种可能性引起了莫里斯和汉密尔顿等国家主义者的高度警觉，他们一方面强调革命债应当由超越各州的合众国来承担，另一方面又诉苦说合众国没有得到它为还债所必须享有的权力。这不仅排除了行政部门颁布规章来征税的权力，也排除了参议院在征税方面的创制权。关键词:  美国财政史 财政宪法 征税权 借债权 国家信用 宪法实施 在政府的各项工作中，事关收入的那些被公认为是最为精细复杂也最为重要的。如果说政府在本土还不至于过分得罪民众、以免导致民怨沸腾的话，在殖民地横征暴敛来支付军事开支、反过来用军事暴力来维持殖民地的秩序却是财政军事国家的常态。[18]到独立战争结束时，仅邦联议会所欠下的债务就高达2亿美元，而各个殖民地分别承担的债务加起来则更多。

[8]对此，英国国内的高明政治家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当时的英国下院议员、著名政治思想家爱德蒙·柏克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先后在议会发表三次演说，主张放弃在北美征税，以保全英国殖民地的效忠。稳定的不成文宪法往往是围绕宪法文本而行动出来的，否则它就会失去向心力，漂移在远离宪法内核的汪洋中，最后消失在远方，无法沉淀下来。

最后是国家的财政收支极不透明，纳税人无法知道自己的钱去了哪里，更无从敦促国家将财政收人用于公共利益目的。而财务部的职能是使用财政收入，或者把收入分拨给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

[62] 经过汉密尔顿打造和盖乐庭调整后的美国国债宪法包含这样两项首要原则。在18世纪早期，声誉卓著的辉格党首相罗伯特·沃普尔（Sir Robert Walpole）对北美殖民地采取了一种开明的休养生息、与民无争政策，他认为，如果殖民地享有充分自治来管理本地事务，它们的商业就会繁荣起来，人民会变得富裕，而不会给政府制造麻烦。

（三）权力来自于负债 制宪会议只是要求新成立的联邦政府接手邦联议会的国债，但并没有让联邦接手各州承担的革命债。尤其是对于美国这个联邦权力尚未巩固、国民超越地方认同的国家认同还很微弱的国家，国家对公民负债可以使公民更加关心国家的未来。这时，政党政治和财政部长的作用便凸显出来了。只要还债的权责属于国会，他就是国家整合的潜在纽带。

[82]Pendelton Act，Ch. 27，22 Stat. 403（1883）（1978年修订）。英国财政部希望每年都从在北美征收的糖税、印花税和其他税种中获得大约200万英镑的收入，以维持在北美的常驻军队的开支。

在1979年初，有三十个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召开制宪会议来起草一部宪法修正案，要求政府维持预算均衡，控制通货膨胀。这两者是彼此依存的：军事力量所获得的战绩需要用法律来保存，而法律则需要军事力量的支持才能维持。

莫顿·凯勒教授很简明地概括了这个过程：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通过一场很接地气的政治交易得到落实，这一交易与制宪会议本身所体现的接地气的妥协并无二致。[58]而一位当代人类学家也警告世人注意美国如何通过欠债来主宰世界。

尽管有路易斯安纳购买这样的巨额支出，到1812年，盖乐庭仍使美国国债减少了3780万美元。他们除了带来请愿书之外，还带来了军营内人心不安、随时可能发生兵变的消息。布拉克顿、柯克和布莱克斯通等英国法学家的著作在殖民时代的北美得到广泛阅读和引用。英国18世纪之前的传统宪制强调君主的财政动议权（financial initiative of the Crown），也就是说，只有君主及其大臣们可以提出征税或开支动议，而议会只负责审议和通过（也包括不通过）。

国家银行还可以通过为经济增长提供所需的资金来促进制造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当时，人们更愿意接受的是以土地为担保的票据。

而弗吉尼亚等州则对它的运营设置了诸多障碍。这个条文把代表人数与纳税人口数关联到一起，其中也涉及最敏感的自由人与其他人（奴隶）的区别问题。

对于美国来说，如果不发行这批长期债券，就买不起路易斯安纳。[2]这个阶段发挥最关键作用的人物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